但是,他和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最終無法躲避戰爭帶給他們的創傷,在一次從緬甸返回昆明的途中,他的車隊連車帶物被日本鬼子統統沒收。這一沉重的打擊,使身負養家糊口10多個人經濟重任的父親陷入了長期的困境之中。抗戰勝利后的第二年,他帶全家開著自己唯一一輛卡車從重慶遷回上海。不幾天,他已發跡的弟子聞訊趕來,重新將父親聘回“錫澄”公司。父親一心帶教且入股“錫澄”,在其發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筆。
解放初期,父親和朋友合伙在石門路、威海路口開了家叫“順余”的車行,專營汽車油封和軸承的買賣,直至公司合營進了當時的新成汽車材料廠(并入小糸車燈)。由于父親身份是私方,只能擔任車間質檢員。當該廠支部書記一次偶然發現父親有一手絕技,忙里偷閑將9輛老掉牙的車子一一修復時,他大膽啟用父親重返修車崗位。從此,修車大王名聲遠揚,請父親出山修車的人絡繹不絕。最讓我難忘的是時值1962年自然災害困難期間,在一個寒冷的冬夜父親手拎數十條帶魚回家時,全家欣喜若狂。一問原來父親幫一艘拋錨的機帆船修復了柴油發動機,魚是漁民為表示感謝送的。此事給我注入了追求自強自立的人生信念,讓少年的我從中悟出許多。
在那“史無前例”的年代里,父親雖然沒遭厄運,但也逃脫不了靈魂的沖擊,一直在威海路的車庫里修車。嚴峻的形勢和窘迫的經濟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只能借酒消愁。作為兒子的我很想安慰一下父親,因此,借“停課鬧革命”期間常常到父親的車庫內陪伴著他。我們一起下底坑檢查底盤,一同坐在駕駛室內試剎車……看到一輛輛汽車“病愈”開出車庫,人們不斷地恭維父親時,心中油然生起敬意。那時節,十幾歲的我最樂意的是聽父親講汽車故事,并早早知道了林肯、凱迪拉克、奧斯汀、雪佛蘭、道奇等外國名車的品牌。最有意思的是,“雪鐵龍”因毛病多不停地需要修理,被父親戲稱為“息息弄”。每每說起這些往事,父親就會流露出一種懷舊的復雜情感,讓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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