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子”肇事連累家人 兩個陸紅英遭誤傷

　　網友搜索到的另一個陸紅英，是杭州某一家網絡公司的老總。這家網絡公司也在其網站上發表聲明：

　　肇事車主陸紅英與本公司法人代表陸紅英同名導致網上散布了很多我公司的信息，因此招至大量被不實信息誤導的網友在本站留言及漫罵，對本公司及法人代表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為此，我們慎重申明：我們也對死者惋惜，對肇事者憤慨，但我公司法人代表絕非肇事車車主（肇事車是登記在其母名下的）。

　　輿論危機也是提升契機

　　汶川地震就是一個成功范本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府管理系主任 郁建興教授

　　《錢江晚報》能夠從這個角度來對事件進行思考非常好，是站在關心社會民主法治進程的高度來做社會新聞，體現了一家理性媒體的風范。

　　這一事件，我一直在關注。飆車奪命事件確實經歷了從一起交通事故演變為一場公共輿論的過程，甚至到后期，社會輿論對我們杭州政府也頗有微辭。

　　首先，我想說的是，事情背后也不見得真正有權錢交易。

　　但是整個事件過程中信息不夠公開不夠透明，我想這可能是政府管理體制中的慣性使然。王小波曾經說過一個“花剌子模信使問題”，花剌子國王對傳好消息的人有賞，壞消息提供者喂老虎。政府面對突如其來的壞消息，慣性使得他們不夠“陽光”。

　　比如至今為止，譚卓的信息早就由官方公開，而肇事者的信息始終沒有官方發布，也由此引發了人肉搜索，引發權錢交易猜測，實際上，信息及時公開反而可以以正視聽。

　　人們猜測，政府部門也許有基于“和諧社會”的擔憂。

　　其實，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沒有差異，沒有分配沖突，而是把這種矛盾在民主法制的框架內公開公平公正地解決，這才是和諧社會的要求。

　　不要懼怕公共輿論，公共輿論在開放中日益走向理性。

　　有的領導擔心放一放，輿論就亂，尤其是網絡輿論。這是長期以來對網絡輿論的一種誤解，把網絡輿論與非理性畫上了等號。

　　去年6月，胡錦濤書記視察人民網，顯示了對網絡輿論的一種新的認識姿態。任何公共輿論都是在討論、責難中逐漸成熟，逐漸理智，從目前這個事實上來說，網絡輿論除了一部分宣泄，絕大部分都是理性的探討。

　　目前網民的反應，我們不能與“仇富”畫等號。民眾在權威信息缺失的情況下，從現實生活經驗出發猜測腐敗，是一種正當心理，也是在第一時間對權錢交易的預警，是一種“良心”和“良知”。政府是整個社會最后的被救助者，捍衛公平正義的社會輿論，防止權錢交易、執法不公，對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是有利的。

　　在這個事件中，我們政府要汲取哪些經驗？

　　首先，政府要將公平正義作為首要價值，提升公信力。我認為這個事件的正確處理是政府提升公信力的大好契機，司法機關要將此案例辦成一個經典案例。

　　第二，政府要與媒體和民眾形成良性互動。

　　其實在去年的汶川地震中，我們整個政府在處理危機方面已經有了比較成功的經驗，政府、媒體（包括網絡）與公民三方良性互動，彼此信賴。政府還充分體現了對民間社會組織，即志愿者組織的充分信賴，100多萬志愿者參與救災。

　　我們要讓這樣一種在抗震救災中生長出來的“新的制度因素”形成一個長效機制。

　　政府要對媒體有充分的信任和引導；對于媒體來說，要趕在小道消息之前，發布權威信息；同時擔負起引導公共輿論的重任。

　　我希望以此為契機，提高社會法治程度，提升杭州城市管理能力、公民文明素質，這樣，年輕優秀的譚卓的血才沒白流，我們才可以說“壞事變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