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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可與稽查支隊長商量 北京司機稱他們所交罰款各不相同，一般在6000至8000元之間，最少的交了5000元，最多的被罰了3萬元。 12月27日下午4時18分，記者以郭師傅朋友身份來到承德市城市客運管理處。 工作人員承認扣車行為，但稱稽查支隊長不在辦公室。當記者詢問“罰3萬是否太高”時，被工作人員告知：“可以少點，但得看你怎么和隊長去商量。”李師傅稱，當天下午，他找到稽查支隊長時，向其求情說家里有困難，要求從輕處罰。最后，管理處同意他交5000元罰金便可將車領回，并稱“這是最少的”。 對此，湯強稱，他的車輛被扣后，他也找到稽查支隊長求情，解釋說自己是頭一次，并說吉利車車價才2.9萬，但他被告知：“有關文件沒有規定多少次確定為非法營運，你以前干沒干我不知道。”一番“討價還價”，從罰8000元降到6000元，最后罰5500元。 在河北和北京接觸了多名有類似經歷的北京司機，他們稱，他們所交罰款各不相同，一般在6000至8000元之間，最少的交了5000元，最多的被罰了3萬元。 按照《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對未經批準非法從事出租汽車經營活動的單位和個人，由城市客運管理機構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并處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款。 對此，多名被罰扣過的北京司機認為：“我們知道非法營運不對，但他們利用釣魚的方式騙我們上鉤，我們無法接受。” 管理處稱查處系乘客舉報 北京司機強調一個細節，“車子快到三道溝那條巷子時，乘客用手機打電話說車子快到了。”記者發現，在“三道溝”里被扣罰過的北京司機湯強等，都是在北京駕車時被人攔住，并被請求“急著去平泉收藥材款”。 對于這些搭車人，湯強認為：“其實是一場騙局，是引誘我們上鉤的。”12月27日下午5時，對于多名司機為何被扣的方式和地點幾乎相同的問題，承德市建設局助理調研員、市城市客運管理處處長楊平沒有正面回答，他說：“根據相關規定，任何人和單位均可對非法營運行為進行舉報。”對于記者詢問“乘客”是否為管理處內部工作人員或者請社會上的人，他稱“內部人員絕對沒有，社會上的也沒有”。對于舉報人的身份，楊平稱：“我們無法核實，都是乘客向我們舉報的。只要有人舉報，不管是什么方式必須要查處。”對此，曾被罰過的北京司機孫有飛與艾金鎖都稱“一路上相處得很愉快，沒有看到也沒有聽到乘客舉報的行為。”此外，他們幾人都強調這么一個細節：“車子快到三道溝那條巷子時，乘客用手機打電話說車子快到了。”盡管承認扣罰過一些北京車輛，但楊平稱：“并非只針對北京車輛，我們是在整頓非法出租汽車市場。”向記者出示《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出租汽車行業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后，楊平說，在《通知》對“開展專項整治行動，嚴厲打擊非法運營”中，首次提到了要“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 他說，打擊“黑車”任務很重，但執法處于兩難境地，所以只能發動社會力量，為此承德市還出臺過“關于對非法營運的舉報獎勵辦法”的文件。 “執法方式妥當與否值得商榷” 建設部工作人員表示，首次聽到這種執法方式。法學專家認為“這種取證的方式是不正義的手段”。 12月27日晚，承德市建設局一姓張的副局長表示，他們這種打擊黑車的方式都是正當執法，通過教育、罰款相結合的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多名曾被扣罰的北京司機表示，對方只要了錢，從未對他們進行過有關宣傳和教育。 12月29日上午11時，記者致電北京市城管局辦公室。一工作人員稱，因無確鑿證據證明承德客運管理處方面是否真的采取了“誘人處罰”的方式，他們不好評論，但他表示他們絕對不會采取這種方式來打擊黑車。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違章處的工作人員持同樣觀點。 “這涉及‘誘人違法’的嫌疑。”建設部城市建設司交通處的一名姓甫的工作人員稱，他還是首次聽到這種執法方式，雖然打擊非法運營的確有難度，但這種方式是否妥當值得商榷，“將把此事向領導反映。”對此，北大法學院副教授湛中樂稱，運營應該指的是一種長期行為，如果以“引誘的方式”讓司機拉了一次黑活，就認定其為非法經營行為，這種“取證”是不充分的。 昨晚，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焦洪昌稱，如果執法人員是通過“引誘手段”來取證，并以此作出處罰，客觀是處罰了司機，但目的是為了預謀獲得罰款而處罰，有欺騙的嫌疑，“法律并不保護這種行為。”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研究所副所長、法學院副教授何兵表示，執法人員如以這種方式獲得證據，“這種取證的方式是不正義的手段。” 相關文章：違章也能創記錄 交警罰單開了1整天罰金近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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